从边缘到舞台中央：中国球队重返亚足联杯

2023年，亚足联对旗下俱乐部赛事体系进行重大改革，将原有的亚冠联赛（AFC Champions League）拆分为两个级别：顶级的“亚冠精英赛”（AFC Champions League Elite）和次级的“亚足联杯”（AFC Cup）。这一调整让原本难以跻身亚洲顶级赛场的中国球队获得了更现实的参赛平台。根据亚足联的准入规则，中超联赛在2024赛季仅获得一个亚冠精英赛名额，其余符合资质的俱乐部则被分配至亚足联杯。于是，像浙江队、上海海港预备队（因一线队参加精英赛而无法参赛）、以及部分中甲强队开始将目光投向这项曾被视为“鸡肋”的赛事。

2024年亚足联杯东亚区小组赛于6月开打，代表中国出战的是浙江队——他们在2023赛季中超排名第三，但因上海海港夺得足协杯冠军，浙江队未能获得亚冠精英赛资格，转而进入亚足联杯。这一安排起初并未引发太多关注，毕竟过去十年间，中国俱乐部对亚足联杯普遍缺乏重视，常派替补或年轻球员出战，战绩惨淡。然而，浙江队主帅乔迪·温亚尔斯却将其视为重建球队亚洲竞争力的契机。

客场逆转：浙江队在吉隆坡的转折点

2024年6月18日，浙江队客场挑战马来西亚超级联赛劲旅吉隆坡城（Kuala Lumpur City FC）。上半场第32分钟，主队凭借一次快速反击由前锋阿兹林破门，1-0领先。看台上近万名马来西亚球迷的欢呼声几乎掀翻屋顶。但下半场第57分钟，浙江队外援弗兰克在禁区弧顶接程进横传，一脚低射扳平比分。第78分钟，替补登场的小将王东升在角球混战中头球破门，完成逆转。2-1的比分不仅为浙江队拿下关键三分，更传递出一个信号：这支球队是来认真比赛的。

赛后，《体坛周报》评论称：“浙江队展现出久违的战术纪律与抗压能力，这不再是走过场的‘应付式’出征。”而亚足联官网也以“Chinese side shows grit in Kuala Lumpur”为题报道了这场比赛，特别提到浙江队全场控球率虽仅48%，但射正次数（5次）远超对手（2次），体现了高效进攻的特质。

回到湖州奥体中心，浙江队在随后的三场主场比赛中未失一球。7月2日对阵菲律宾卡雅FC（Kaya FC–Iloilo），穆谢奎梅开二度，2-0取胜；7月9日迎战蒙古乌兰巴华体会体育托FC，岳鑫与埃弗拉各入一球，3-0完胜；7月16日收官战再战吉隆坡城，凭借姚均晟的任意球直接破门，1-0锁定胜局。四战全胜积12分，浙江队以东亚区H组头名身份昂首晋级跨区附加赛。

值得注意的是，浙江队在整个小组赛阶段仅轮换两名主力，核心框架保持稳定。这种“主力尽出”的策略与以往中国球队在亚足联杯的敷衍态度形成鲜明对比。俱乐部管理层在赛前明确表示：“无论赛事级别如何，代表中国出战就必须全力以赴。”这一立场也得到了中国足协的公开支持，后者在2024年多次强调要“提升中国俱乐部在亚洲赛场的整体形象与竞争力”。

跨区附加赛折戟，但留下火种

2024年8月22日，浙江队在跨区附加赛中客场挑战中亚劲旅塔什干棉农（Pakhtakor Tashkent）。尽管开场第15分钟由弗兰克率先破门，但乌兹别克斯坦球队凭借更强的身体对抗和主场优势连扳两球，最终2-1逆转取胜。浙江队止步16强，未能进入最终的亚足联杯总决赛阶段。

然而，这场失利并未掩盖整届赛事的积极意义。数据显示，浙江队在6场亚足联杯比赛中取得5胜1负，进12球失4球，攻防数据在东亚区所有参赛队中排名第一。更重要的是，球队通过高强度比赛锻炼了年轻球员，如19岁的王东升在淘汰赛首发并打满全场，其表现被《足球报》称为“未来可期”。此外，浙江队在赛事中的专业运营——包括提前一周抵达客场适应气候、配备专职翻译与数据分析团队——也被视为中国俱乐部走向职业化的新范本。

稳健背后的系统性转变

“中国球队亚足联杯表现稳健”，这一现象并非偶然。它折射出中国足球在经历金元泡沫破裂后的务实转向。当不再执着于“必须进亚冠”的虚荣，转而珍惜每一个国际比赛机会，反而收获了竞技与管理的双重成长。浙江队的成功经验已引起其他俱乐部注意——2025赛季，预计将有更多中超中游球队主动争取亚足联杯资格，并制定完整的备战计划。

亚足联技术总监安迪·罗克斯伯格在2024年底的一次内部会议中提到：“中国俱乐部在亚足联杯的投入度显著提升，这有助于整个东亚区赛事质量的提高。”对中国足球而言，或许真正的竞争力不是来自豪掷千金的引援，而是源于对每一场比赛的尊重。浙江队在2024年亚足联杯的征程，正是这种尊重的具象化表达——不喧哗，自有声。